考研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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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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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历年考研真题汇总

书籍目录


2015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1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1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1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19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20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21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2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202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部分内容


2015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真题(回忆版,不完整)

一、名词解释(共4小题,每小题5分,满分20分)

1开放式提问

2再现式报道

3“传播型”公共关系

4国家软实力

二、简答题(共5小题,每小题8分,满分40分)

1什么是搜索式提问?并请举例说明。

2采访中,如何提好第一个问题?并请举例说明。

3背景材料对于读者有何意义?

4简述公共关系的基本特征。

5简述互联网时代的国际传播特点。

三、分析题(共2小题,每小题15分,满分30分)

1有观点认为;政府在进行国际传播控制“强”与“弱”的决策时是有客观标准的,各国政府正是在向这个客观标准迈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控制行为,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最佳标准(或最佳目标)。

请结合实例谈谈你对上述观点的理解与评价(答题要求能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2请阅读以下案例材料后,应用公共关系和国际传播的相关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

2011年1月17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让美国观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

当天,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在高楼林立的时代广场电子屏上格外显眼,6块电子显示屏同时播放这段60秒的宣传片,显示屏的侧面还有“感受中国”的英文字样,宣传片的开头以醒目的红色为背景,以白色书写中英文“中国”两字,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如谭盾、郎朗、袁隆平、杨利伟、姚明、邓亚萍等在片中依次登场,不断吸引路人驻足观看。

来自纽约的高中生夏洛特·麦古金觉得整个宣传片的制作非常精良,布局非常巧妙。她说她在纽约生活了18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播出这么多中国人的画面,而且“每个人都面带笑容,看上去非常幸福”。

她一边看着大屏幕,一边用手指着屏幕对记者说:“看!那是姚明,我认识。站在他旁边的是中国乒乓球选手(邓亚萍)。我在看奥运会比赛的转播时见过她,很厉害的。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学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是从打乒乓球开始的。”她笑着说:“好想去中国亲眼看一看。”

在纽约时代广场执行巡逻任务的保安格雷格说,他一大早来时代广场值班就看到这部片子不断播出,他看了好几遍,觉得“很过瘾”。他对记者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这部片子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的风貌,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从中国来纽约度假的司亚勤女士和儿子伫立在时代广场,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她对记者说,她第一次来纽约,第一次来时代广场,就看到中国国家形象片的首播,觉得“太幸运了”。她说,能在世界知名的纽约时代广场上有这么大一块位置播放中国的宣传片,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身为一个中国人,我站在纽约时代广场上,觉得非常骄傲,而且我们胡主席要来美国访问,在我来美国期间能碰到这样的大事,真是太难得了。”

该宣传片从17日开始在纽约时代广场首播;每小时播放15次,从每天上午6时至次日凌晨2时播放20小时共300次,并将一直播放至2月14日,共计播放8400次。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从17日起分时段陆续播放该片。

四、写作题(共1小题,每小题60分,满分60 分)

请将下面的材料改写成一篇600字以内的非事件性消息。自拟标题。(材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岳昌君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该年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这一年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200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

但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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